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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斋”的修养方法和境界

有关“心斋”的修养方法和境界，庄子是这么说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心斋”修养方法，在“一志”的原则下，其步骤为: “耳止”“心止”“气道”“集虚”等修炼之功，亦即聚精会神，而后官能活动渐由“心”的作用来取代，接着心的作用又由清虚之“气”来引导。“唯道集虚”，“道”只能集于清虚之气中，也就是说道集于清虚之气所弥漫的心境中。这清虚而空明的心境，就叫做“心斋”。“心斋”的关键在于精神专一，透过静定功夫，引导清虚之气会聚于空明灵觉之心。后人将庄子传“道”的“心斋”方法应用到气功的锻炼上。

从哲学观点来看“心斋”这段话，道、气、心三个重要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值得探讨。而“唯道集虚”这个命题，不仅隐含着“道”具象化为“气”，并且在老庄文献中首次出现道心合一的思想观念。同时我们从“心斋”这段话中，很容易联想到战国时代南北道家诸多观点的相通之处。

“心斋”修养方法，最紧要的是心神专注，其进程只简要地这么提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些乍读起来有些玄虚，其实它们是可以被经验或体验到的，那就是从耳目官能的感知作用，到心的统辖功能，而后到气的运行，循序而进，层层提升。以此，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乃是由“耳”的感官知觉提升到更具主宰地位的“心”来领会；接着说“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则是进一步由个体生命最具主导功能的“心”提升到作为万物生命根源的“气”来引导。

在庄子观念中，气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力，宇宙间各类生命都是“气”的流转与寓形。庄子言“气”，从不同的语境来看，在哲学范畴中可以概分为两类，一般多以气为构成万有生命的始基元素，但有时则又将始基元素的气提升为精神气质、精神状态乃至精神境界。

“听之以气”之后，庄子归结地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的“气”，即是指空明的心境或清虚的精神境界。所谓“虚而待物”，即是说空明之心乃能涵容万物，有如苏东坡所说：“空故纳万境”。而“唯道集虚”，正是说“道”会集于空明灵觉的心境。

庄子有关“心斋”的学说，一共只有46个字，而其中蕴含着的意趣和哲理却一直为后人所引申，而庄子的突出心神作用及其气论，对后代文艺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当代学人中，徐复观先生对以“心斋”为核心的庄子心学所作出的评价，最引人关注。他认为由“心斋”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心，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而且历史上的大艺术家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地都是庄子、玄学的境界。下面再对庄子“心斋”有关的心(“神”)、气、道等概念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作几点解说。

在古典哲学中，形、神、气三者并提而论，首出于此。这三者关系， 《淮南子·原道训》说得较分明：“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也。”

在形、心对举中，庄子在心“内”形“外”、心主形从的思维中，为了肯定心神的作用，常突出“神”的概念，如谓“神遇”“神行”“神动”。“精神”也是庄子所首创的概念，如谓“精神四达并流”“澡雪而精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美学、艺术上著名的传神说、神韵说，莫不渊源于庄子神贵于形或以神统形的思想。

在绘画美学上，由顾恺之的“传神”到谢赫的“气韵生动”这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也与庄学精神有所联系。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论：“气韵观念之出现，系以庄学为背景。庄学的清、虚、玄、远，实系‘韵’的性格，‘韵’的内容；中国画的主流，始终是在庄学精神中发展。”

在文学理论上，从曹丕的文气说（“文以气为主”）到陆机的《文赋》，把庄子的悟道心境引入文学理论，用来说明创作构思开始时必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况与‘心斋’在排除任何杂念的干扰，归于虚静上是相同的。”

《人间世》说到“心斋”之后，还有一段论说的文字，意谓“心斋”能使心灵通过修养工夫达到“虚室生白”那种空明的境界。这空明的觉心能使“耳目内通”，能感化万物。这段话是这么说的：“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这段话另有一番意趣，所谓观照那空明心境的“瞻阕”、所谓福善之事止于凝静之心的“止止”、所谓耳目感官通向心灵深处的“耳目内通”，都是“内视”的提法。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内视”之说首出于此。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情焉动容，视通万里。”所谓“寂然凝虑”，可说如“心斋”之内视；而“视通万里”，则如坐忘之“同于大通”。

“坐忘”，个体生命通向宇宙生命

“心斋”的工夫，开辟自我的内在精神领域；“坐忘”的工夫，则由个我走向宇宙的大我。有关“坐忘”的修养方法及其意境，在《大宗师》中又是以孔子与其弟子的寓言来表述的，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像是《大宗师》 “坐忘”的前奏。子綦最后达到忘我之境——所谓“吾丧我”的“吾”，犹如“坐忘”所达到的“大通”境界；而“丧我”，则犹如“坐忘”中超越形躯与心智（离形去知）的步骤。而《逍遥游》中的“无功”“无名”“无己”，其超越身外的功名（无功、无名），一如“丧我”，亦如“忘礼乐”“忘仁义”，其无我境界的至人（至人无己），亦正是达到“同于大通”、臻于“天地与我并生”的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

“坐忘”提示人的精神通往无限广大的生命境界。如何达到“大通”的道境，这里指出了三个主要的进程：首先是心境上求超越外在的规范（忘礼乐），其次求超越内在的规范（忘仁义），再则求破除身心内外的束缚（离形去知）。可见“坐忘”的修养方法，要在超功利、超道德，超越自己的耳目心意的束缚，而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境界。

“坐忘”中最基本的范畴“忘”以及“同于大通”“化则无常”等命题，为理解“坐忘”说的关键语词。此外，一如“心斋”说中的“虚”“静”，亦为修养工夫中不可或缺的观念。下面分几个方面进一步解说“坐忘”说的涵义。

“坐忘”中的虚静工夫

“坐忘”是通过“静”定的工夫渐次净化心灵，使之达于如“心斋”之“虚”境。“坐忘”的“虚”“静”，源于老子的“致虚”“守静”。老子言“虚”，自道体与天地之状，以至主体心境，如谓：“道体是虚状的，而作用却不穷尽。” 并谓天地之间，犹如风箱，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要人破除成见，使心胸开阔，晓喻人们要虚怀若谷。

庄子则更在主体心境上推进“虚”的意涵，在《齐物论》中他生动地以大地“众窍为虚”而形成万窍怒呺的景象，来形容在思想自由的时代环境中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在《人间世》中，庄子又从身心的修养工夫（心斋），提出“唯道集虚”“虚室生白”等描述精神境界的重要命题。

庄子学派还将“虚”与动静观念连结起来，如《天道》云：“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庄子言“虚”有涤除贪欲与成见的意涵，但更重要的是强调主体心境的灵动涵容的积极作用。庄子用“天府”“灵府”来形容“虚”心，前者形容心灵涵量广大，后者形容心灵生机蓬勃。《庄子》内篇言“虚”不言“静”，但“坐忘”之坐姿已含静定工夫。犹如《大宗师》另一词语：“撄宁”——在万物纷繁变化的烦扰中保持内心的安宁。

“忘”境，安适足意的心境

“坐忘”说中， “忘”字为庄学之特殊用语，主要出现在《大宗师》《达生》及《外物》等篇。除“坐忘”外，各篇还出现诸多流传千古的成语，如：相忘于江湖、相忘以生、两忘而化其道、忘适之适 、得鱼忘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等等。李白诗中所描绘的“陶然共忘机”，正是庄子笔下达于安适足意、自由无碍的心境。

作为庄子特殊用语的“忘”，即是安适而不执滞的心境之写照，如《达生》所谓“心之适也”。由于“忘”在庄子心学中具有特殊意义，因而我们除了从《庄子》中有关议题整体把握它的用意，更要从《大宗师》等内篇的脉络意义来理解“坐忘”的意涵。

“忘”的意境，在《庄子》中首次出现于《齐物论》：“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我们首先要从这句话的语境意义来理解，理解它的语境意义之后，会发现《齐物论》所说的“忘年忘义”而“振于无竟”，和《大宗师》坐忘中的“忘礼乐”“忘仁义”而“同于大通”是相通的。

《齐物论》 “忘年忘义，振于无竟”的语境意义大致是这样的：“成心”所导致的是非然否之辨，既然得不出定论，还不如顺任事物的本然情状，遵循着事物的变化（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如此精神不至于为劳神累心的争辩所困蔽。在这一语义脉络下， 《齐物论》提到“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意思是说:心神若能从主观争辩的观念囚笼中超拔出来，忘却是非对待，遨游于无穷的境域，这样就能把自己寄寓在无穷无尽的境界中。此处所谓“振于无竟”“寓诸无竟”，与《大宗师》坐忘所达到的“同于大通”之境，正相对应。“大通”就是大道，道的境界也就是自由的境界。

《庄子》论“忘”最多的一篇是《大宗师》，全篇共16见。《大宗师》以“忘”来描绘人生达于安适自在的精神境界，开启了外杂篇，如《达生》《外物》)对“忘”的意境之阐述。这里举《大宗师》最为人所道的一则论述，以使我们较全面地理解“坐忘”说中的意境：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两忘而化其道，如今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在这段论说中，庄子起笔就呈现一个自然灾变的景象：泉水干涸，池塘枯竭，鱼儿一起困处在陆地上，相互嘘吸湿气，相互吐出唾沫。庄子借鱼来描绘人间的困境以及困境中相互救助的情景。然而“相濡以沫”之处困，毕竟还不如彼此“相忘于江湖”，人间的道理和自然界的法则毕竟是相通的。所以说与其是非相争、互不相让，倒不如用大道来化除彼此的争执对立——“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于此，鱼在自然界的三种情境，即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正反映着人间世的几种现象和意境：一是所谓“誉尧而非桀”，亦即《秋水》所说：“自贵而相贱”“自然而相非”；二是在对立争执中，订定仁义礼法以相互规范，这一层次好比鱼“相处于陆”，如《大宗师》中所说：“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这一层次好比鱼“相濡以沫”；三是“两忘而化其道”，有如鱼儿“相忘于江湖”。

由是观之， “坐忘”中的颜回曰“忘礼乐”“忘仁义”，其所“忘”正如同《骈拇》所说：“屈折礼乐，呴俞仁义……此失其常然。”所谓“失其常然”，就像鱼失水而处“相濡以沫”之境。

从《大宗师》乃至《庄子》的整体来看，作为庄子心学中的特殊语词， “忘”并不只是否定意义，它兼有正反两面的意涵，其逆向作用在于破除束缚，摆脱困境；其正向作用在于使精神超越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两忘而化其道”，物我两忘而融合在道的境界中，这也正是“坐忘”工夫而达于“同于大通”的最高境界。而“忘”与“化”，也正是心灵活动达到“大通”之境的重要通道；“忘”为与外界融合而无心， “化”则参与大化流行而安于变化。“坐忘”章最后说道：物我一体没有偏私，参与大化流行就不偏执， “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这正是“大通”境界的写照。

要之， “心斋”着重写心境之“虚”， “坐忘”则写心境之“通”。“心斋”使耳目“内通”，开阔人的内在精神，陶冶人的内在本质；“坐忘”则挥发着人的丰富想象力，游心于无穷之境。诚如前引刘勰《文心雕龙》所云：“寂然凝虑，私接千载；情焉动容，视通万里。”“心斋”之“寂然凝虑”与“坐忘”之“视通万里”，使庄子心学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心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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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据说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长大以后，孔子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他设坛收徒，不仅很多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经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知识。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 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这样，本来是仁心外化的礼，最终却反过来成为判别一个人仁还是不仁的标准。由此可见，仁虽然超越礼而对礼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价值。相反，当孔子把礼深深地植根于仁的基础上之后，礼作为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其合理性、权威性、必要性、重要性，都被更加有力地确认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还说：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什么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依仁成礼，以礼成仁。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仁发于心，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最终成就仁。这看起来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一个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前一个仁指的是人之为人本诸自然、根之于心的真性情，而后一个仁则指的是经由礼的规范之后，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了的完美人格。两个仁实际上是同一范畴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型态。换言之，仁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有一个从潜在的德性到经由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人格的过程。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依仁成礼和以礼成仁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仁作为一种品德具有内在和外在双重性质。就其根源而言，仁是内在的，就其实现而言，仁是外在的。明白了这一点，则那种关于“《论语》中的‘仁’充满悖论，神秘莫测”，“复杂得使人灰心丧气”的悲叹便似乎可以终止了。（4）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我们平常说到孩子，往往说：这孩子还小，没定性。就是说这孩子长大后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准。说不准自然就不好强说。孔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可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用查引得的方法，从《论语》中寻找“性”字，然后就此探究孔子的人性观，那一定会空手失望而归，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一句“性相近”，并非没有价值，但除了含有后来孟子所揭示的“圣人与我同然者”的意思之外，并未揭示“性”本身的性质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用查引得的方式去研究孔子的人性观。事实上，孔子有他自己谈论人性的独特方式，如果我们能转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论语》中的有关记载，那么，其中很多并未明言人性如何的话，实际上恰恰蕴含着孔子的人性预设及其对人性的独特体认。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柯岩街道变迁史

极喜欢这部**，看到不少人说看不懂或者魔幻主义这些词眼，我觉得可笑又莫明其妙。这和魔幻有什么关系，我看到的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环境面前的无力和憋屈，如果这个卑微的人是麻木的是迟钝的是真正愚笨的，那么**可能会是一部喜剧或者励志片，可是，树先生是敏感的，尽管他外在让人错以为他是微不足道的笨人，所以才会被人不尊重被人怜悯被人践踏。

小梅爱上树先生，我想也是因为树先生懂她，因为树先生善良敏感的心。树先生给小梅的两条短信写得美好又风趣“你知道吗？当我们相视的一刻，就是这世界最美的瞬间，就算给我个村长我也不当。”“相思是病，相忆是酒，你就像那烟酒搞得我烟不离手，酒不离口”这些足以见得树先生是聪慧的人，浪漫的人。可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他的聪慧和清醒，在面对这个二逼社会的种种不公和屈辱时才显得他更加格格不入，无所适从。他憋屈，他挣扎，他无奈，他心里有着深沉的痛，难言的伤——哥哥的惨死，而且是因为父亲的失手。我想树先生悲剧的人生可能是因为家庭的悲剧造成的。如果不是哥哥的死，他很可能是一个风趣开朗乐观的人，他也完全有能力像他的哥们一样活得风生水起，八面玲珑。可是命运的轨迹就是这样无常。最后，树先生疯了。导火线是他弟弟在他结婚前一夜鄙夷暴躁地打了他一顿。我没有理由去责怪他的弟弟，因为他的弟弟不理解他的哥哥。我想，树先生是不是因为亲情再次破裂的刺激而疯癫的。

影片后面他哥哥的反复出现也寓示着他需要亲人的慰藉，鼓励和建议。他死去的父亲从影片的开始就一直出现在他的癔想中，每次出现都是一副不怒而威，让人不寒而栗的表情，所以他想念他嘻嘻哈哈的哥哥，开心活泼的哥哥，等他终于把哥哥招进了癔想之中，他也真正疯了。没错，树先生疯了。他疯了之后有很多搞笑的片段，这些恰恰是树先生天性中智慧和幽默的迸发。他天性是快乐的，聪明的，所以在他疯了之后，他活得更加轻松自如了，也巧妙地让屈辱过他的人同样跪在他面前给他磕头了。树先生疯了，在我感觉他更像是醉了，他释放了，他解脱了，他终于不在梦见或看见他的父亲了。

结局时，树先生臆想着小梅怀着孩子回来找他，而且开口说话了：咱们回家吧。看到这，我有流泪的冲动。

Hello，树先生，影片的前半程，我陪着你一起卑微，一起无奈，一起憋屈甚至一起屈辱，到了后面，我却没法陪你一起疯癫了。Good Luck！树先生，一路走好。

历史　　绍兴县柯岩街道因石得名，据史料记载，从汉代开始，当地百姓就盛行从柯山、湖南山、海山、蓬山等山上人工采石，用于铺路、造桥、筑屋，年长日久形成了独特的古采石遗景。1956年3月建乡，1992年5月并入柯桥镇，2001年8月，柯桥镇撤销，以原柯桥镇部分区域设柯岩街道。面积45平方公里，下辖30个村、10个居委会，户籍人口5.3万人。 [编辑本段]辖区　　柯岩街道管理15个居委会、23个行政村：上市头居委会、余渚居委会、蔡堰居委会、东担山居委会、余家弄居委会、西泽居委会、柯桥居委会、阮三居委会、堰西居委会、堰东居委会、丁巷居委会、州九居委会、独山居委会、新未庄居委会、彤山居委会；丰项村、州山村、埠头村、金星村、新风村、东江村、先锋村、中巷村、茶浜村、阮四村、红旗村、永进村、三佳村村、叶家堰村、信心村、蓬山村、梅墅村、路南村、 澄湾村、海山村、秋湖村、河塔村、里庄村。办事处驻梅墅村。 [编辑本段]经济　　2003年柯岩街道实现GDP14.18亿元，财政收入1.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619元。

一、城市化建设：柯岩街道积极实施“城建会战年”，去年共完成征地7111亩，拆迁24.1万平方米，完成了三个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完成城市和基础设施投资5400万元，丰项公路、柯岩中学等工程相继建成。启动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新未庄和新风村均被评为首批省级、市级“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扎实推进“三有一化”改革，完成柯山等9个村的改革工作。

二、经济建设：全街道拥有各类企业340家，形成了以轻纺、印染等传统行业为主要依托，机械、橡胶、热电等新兴产业为优势的发展格局。2003年实现工业产值50亿元，增长27.1%；销售收入49亿元，增长32.3%；技改投入7亿元，增长105%；合同外资2074万美元，增长110%；实到外资1197万美元，增长92.3%；自营出口1.67亿美元，增长91%，其中超1000万美元的6家。建成标准厂房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2003年农业总产值突破2亿元，粮经产值比达到13：87。

三、社会事业：全街道深入开展卫生村、文化村等创建活动，街道有省级卫生村四个，市级卫生村一个，县级卫生村七个，有县级文化村十二个。一个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七个社区医疗服务站完成规划并正在抓紧建设，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新风村荣获“全国创建文明村工作先进村”、“全国‘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先进集体”。新未庄被评为省、市级“文明社区”、“市级绿色社区”。